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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宋代书画文玩收藏，非常普及，且流通量大，李清照、赵明诚夫妇收藏金石书画碑版，伫满几个房间，“荣辑子邕酷好图画，务广藏蓄，每三伏中曝之，各行其类，循此开展，遍满其家，每一种日日更换，旬日始了，好事家鲜其比也。”（邓椿《画继·卷八》）“刘子礼以一百千钱，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，不开看，直交过。钱氏喜，既交画，只一轴卢鸿自画《草堂图》已直百千金，其他常笔固多也。”（米芾《画史》）

　　虽然书画作品有明确的价格，有专门的市场，但宋代文人收藏书画更多是为了自己欣赏，并不为保值、升值。在流通环节更多的是相互交换，这体现了宋代文人豁达通脱的收藏理念，米芾认为“（书画收藏）人生适目之事，看久即厌，时易新玩。两适其欲，乃是达者”。（米芾《画史》）

　　苏轼更以自身经历阐发其豁达的收藏心态：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乐，虽尤物不足以为病，留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病，虽尤物不足以为乐……凡物之可喜，足以悦人，而不足以移人者，莫若书与画……始吾少时，尝好此二者，家以所有，惟恐其失之。人之所有，惟恐其不吾予也，既而自笑曰，吾薄富贵而厚于书，轻死生而重画，岂不颠倒错谬，失其本心也哉！自是不复好。见可喜者，虽时复蓄之，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，譬之烟云过眼，百鸟感耳，岂不欣然接之，去而不复念也。于是乎二物常为吾乐，而不为吾病。”（苏轼《宝绘堂记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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